文/姜西锋

东北的黑土地产水稻、玉米，也产大豆，西北的黄土地却似乎更适合小麦、大麦、荞麦的生长，玉米、高粱、谷子虽有，却非主产物，至于能蒸出白花花大米饭的水稻，即便临着山、挨了河的地方，种植面积也极小。因此小孩子自小便知米贵。

在关中，食面是人的天性，自然的亲近也有着从娘胎里带出的遗传因子。作为关中人，多干少汤是饮食习惯，稀饭也喝，却常以面糊糊代替，至于面条、麻食、凉皮、锅盔、馒头这些面食，更是来者不拒。然而，于我来讲，经过二十多年求学、从军集体生活的洗礼，在面食和米饭之间，却已极难说清哪一个更为偏爱。或许，这本就无需选择，生活会自然给出最终答案。

耕地种粮，土里刨食，是庄户人家的本分。常有几代人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劳作，也在数十、上百年里相邻而居，感情自然再浓烈不过了。生活中别的事都好商量，但若要碰上了地绊子、墙绊子的纠纷，再深的交情也要抛置脑后。盖房砌墙，砖头定要顶到界，少一分都不行，挤过了界，邻居也绝不答应。拉犁种地也是如此，犁地时不照准了界石犁，偏要歪着或硬生生多犁一道，将土翻进自家地里，沟却留在隔壁那边，两家少不得就得红脸，骂娘，甚至动上手。寸土必争是对土地的坚守，但为一行麦子或玉米的少种多收，却又关乎着颜面和尊严。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向来仓里有粮，心里不慌。但若待到仓里的老鼠都搬了家，一家老小腹内空空，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一切又都会变了样，颜面和尊严更是分文不值。双膝跪地，叩天祈雨会怎样虔诚；低声下气，哀声乞食又有多么悲凉，乃至诱骗、撒谎、违背人伦的事更要司空见惯。粮食成为了一块试金石。

村里有一家人，穷而缺食，做父亲的独自离家出走，只留下年轻的母亲带了儿子讨饭。经过多少艰难，人勉强活了下来，做母亲的却也落下个舔碗的习惯。无论什么时候，吃什么饭，最后都要伸出舌头，顺着碗边旋转着舔上一遍。粮食的意识已然渗入了骨髓。然而，已娶妻生子的儿子便总嫌母亲丢人。常斥责：都啥年代了，还缺那点吃的吗？改不了舔碗的毛病，天生就是要饭的命。这便触到了伤心处，做母亲的只顾抹眼泪，眼睛哭得红肿，却无法向人提说。直到有一天，年过五旬的儿子又当着邻人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对母亲高声时，有老人看不下去了，说，你妈舔碗不丢人，当时倒真不该去要饭，应该把自己饿死，省得现在没了脸，还遭人打骂。做父亲的丢下娘们两个，只顾了自己活命，做母亲的要饭求生，临老了竟还受此羞辱，都是粮食惹的祸。

“大食堂”的后期，人唯一的希望都盯在了填饱肚子上。家家户户锅灶清冷，炊烟无声，劳动的热火朝天似乎也就有了某种作态。那时，未嫁的母亲早已辍学，开始了下地劳动挣工分的艰难生活，而每天收工后，还要承担一家的饭食营生。先要端了瓦盆，走上几百米土路，去生产队的大食堂，按人口多少盛回来，再生火兑水，才勉强能装满饭碗。菜多粮少的清汤寡水骗不了肚子，人便总是饿。提起旧事，母亲仍唏嘘不已。大雨瓢泼的一个黄昏，天暗路滑，母亲端了盆往家摸着走，却不慎摔倒，连盆带人滚出老远。受了惊吓，跌伤了手脚的她缩在旁人屋檐下，天全黑了也不敢回家。后来，被本家长辈发现后送回去，还是难逃外祖父劈头盖脸的咆哮，还有舅舅们的责骂。母亲无从辩解，钻在外祖母怀里哭肿了眼，仍得不到家人的丝毫宽恕。饥饿让一家人没了气力，似乎也使人都失了理智，淡了情感，母亲的泪便更加深了某种悲凉。至于后来，她在田间割草，饿晕在沟渠里，许久才被人发现背回的事，更是无人提及。母亲说，那个年代，吃饭这事本就无从商量，不管是谁。

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们，对于吃却仍是心有余悸。那一年，母亲刚嫁给父亲没两年，虽说年轻的身体孕足了生活的希望，但繁重的劳动仍难吃得消，即使是又累又饿，顿顿玉米壳粉面也难下咽。乡下搞“四清”运动，吃忆苦思甜饭是项重要的议程。萝卜缨子、麸子皮是好饭，摒气喝那煮过刺儿菜（小蓟）的黏腥发绿的稻黍糊糊尚能接受，伴水吞糠团子便成了最难忘却的记忆。或是秉持了“吃得越差，教育效果越好”的原则，人与牲畜的食粮竟无多大的差异了。这该是我最早听说的有关“代粮”的事，后来读书学史，才知道啃树皮，吃糠咽菜原非最惨烈，古时的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早已是悖离了人伦。食物竟不特指地里种、圈里养的了。

姑姑十二三岁时，已无学可上，只在生产队帮工，或是帮祖母在家干些杂活。一日家中吃饭，正赶上蒸了花卷。她欣喜之余，抓起就吃，一口之下就发现了异样。蒸花卷本是无奈之举，人多粮少，糠多面寡的家里，人总要有东西充饥。于是，祖母就把不多的面粉和好擀开，撒上稻黍皮压实了，再卷起来上锅蒸熟。对于大人来说，吃饭已是例行公事，有多吃多，没多吃少，更不计较吃了啥，是否吃饱。但小孩子却并不会委屈自己，趁人不注意，姑姑将花卷展开，把稻黍皮偷偷剥掉才吃，不想却被祖母看到了。祖母抡起笤帚就打，一边还责骂着：吃下去能把你毒死不成？小小年纪就不知道粮食的金贵。姑姑当然知道粮食的珍贵，但那粗粝的既涩又硬的稻黍皮，确实难以下咽啊！这并不关觉悟和意志力的事。

二哥小时候，肚子饿了，在篮子里找不出任何吃食，便把刚会走路的大姐摇醒，背了去本家的五奶家。说：五奶，我妹饿了。明明自己饿，却并不说出来，推着妹妹说，这也是涉及到颜面的事。五奶没细问，或是知道并不点破，翻出块锅盔塞到手里，便转身进门。她该是知道，只一转身，那块馍馍就要进了二哥的口。这不能问，更不能看。后来，大姐长大了，三天两头仍吃不饱饭，肚子饿了想吃馍，便向祖母要。祖母一句：想吃馍了，俺娃就站在墙根下顺墙磨。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大姐仍记忆犹新。说来，彼时家里或真没了吃食，又或还要把馍馍留给父亲、哥哥这些劳力，祖母并不重男轻女，能说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话，并不奇怪。

村东的本善爷，老实本分，算是父母的同龄人。作为父母最小的儿子，我都能记事了，他一把年纪还在和小孩子抢吃食。被人抢白几句，也不觉出什么难堪。小孩子出门玩耍，口袋里都装点馍馍，玩累了就拿出来吃。本善爷看到了，就会凑上去，说：来，把馍馍给爷，爷给你咬个马耍。小孩子稚嫩单纯，并不觉异样，反倒对锅盔变马生了兴趣，就爽快地递过去，只是一转眼，偌大的一块就变作了轮廓分明，像马又像牛的形状了。如果孩子欢喜，他便会进一步诱惑，要不要再变出羊和狗呢。只是好奇心一过，孩子觉出了饿时，不免就要大哭大闹了。但本善爷从不只咬一个孩子的馍，他会连续为好几个人咬马，直咬得自己肚里充实了，才踱开步子继续去麦场干活。偌大的人了，还哄小孩儿的吃食，现在想来压根就不可思议，但它却又曾真实存在过。

临到腊月，进村的乞讨者就多起来了，一般都上了点年龄。蓬头垢面地套几层破衣服，背一个布口袋，腰里栓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或搪瓷碗，再拄根木棍或竹竿，这些可怜人就挨家挨户转开了。他们只要吃，不讨钱，大人心软不说啥，小孩子不懂事，成群结队跟前跟后，围着看热闹，也引得在街上胡乱游荡的狗追了狂吠。狗眼看人低这话不假，但凡遇到这样的就非叫不可。行乞的只是躲，并不敢用竹竿去打。看到住家烟囱冒烟，或有人出入，就先在门口张望，听着响动，也防着有狗，然后才慢慢挪进院子，靠在堂屋或厦屋房的门框上，朝屋里人招呼，无论大小，一律自降辈分，“大姐、婶子、婆婆、大爷”地叫，求着施舍。记得吃饭时，祖母、母亲总会备上一半个锅盔，以防乞者上门。如果实在没啥现成吃的，也会从面瓮里舀上半碗粉，倒进张开的袋子里。他们袋里粮很杂，玉米糁、麸皮、白面都混了起来，并不能做饭吃。我也见过有向村里人兜售的，以为是新发现。祖母说，能撑下去的，谁愿意低三下四出门讨饭啊，那人脸都要藏在屁股下了。

现在想来，幼年的我真傻，从不知粮食上还有这么多故事。后来，到了上学的年岁，却依然无忧无虑，没有现在孩子吃的牛奶、面包、鸡排等西餐和各种零食，却也能在肚饿时从篮子里找到吃的，在野外地里刨出红薯，烧上土豆，偷摘到各种果子，甚至赶上槐花开、榆钱长的时节，还可吃上拌过面粉，撒上调料的蒸麦饭。再后来，同姐姐去沟坎坡下挖野菜，在田间道上拾麦穗，和父母一起跪在田里涝稻子，跟在牛尾犁地撒种子，看祖母趴在麦场上抠嵌进泥里的麦粒，才开始慢慢学着长大。

只是，一切似乎变得太快。人们吃饭，早已不为果腹饱肚发愁，却向着更营养、更养生的目标前进；土地上不再只种粮食，还生出了大棚蔬菜、果树草坪、速生林以及更多拉动经济的养殖场、加工厂；粮食也不只做了人的食物，它还是动物养殖的饲料，是食品化工的原料；没有多少人愿意种地种粮，也没有多少人把一粒米、一把面再当回事，一年种粮总抵不住一月打工的钱来得快，来得多。似乎还有许多的变化，我已无法罗列，只是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乡间那么多本该长出郁郁葱葱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农田，已是面目全非，被大面积弃种荒芜，破坏污染。我不知道，以后究竟还会生出些什么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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