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孙嘉言按照传统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史传统是“常事不书”，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日常”往往是不被史书所记录的。这就导致留存至今的历史资料大都是帝王将相的传略和重大的历史事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则往往隐匿不见。研究“日常史”的意义是什么？哪些“日常”值得被历史记录和书写？“日常史”研究是碎片化的吗？成为焦点的“日常”还是日常吗？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举办的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三中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共同探讨了“日常史”的相关问题。1“日常”中的社会经济史包伟民以其著作《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介绍了了日常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陆游生活在江南的山会平原，即今绍兴一带。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中“稻麦连作”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梁庚尧、李根蟠等学者认为，稻麦复种制在当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即春季播种水稻，秋收之后再种下抗寒的冬大麦或冬小麦越冬，如此循环交替种植。曾雄生等则认为，稻麦复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更多是空间上的“异地而植”，高田种麦，低田种稻。包伟民认为，陆游的诗作或者可以为这个争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这些诗句或许可以说明，稻麦异地而植是当时较为普遍的耕作方式，麦子常种于山垄之间。而“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麦苗极目无闲土，塘水平堤失旧痕”几句诗则提示我们，平原低地也并非全无麦子种植。这可以说明同一块地里的循环交替的稻麦复种制在山会平原的确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陆游的乡村世界》书封庄绰《鸡肋编》中记载了南宋时期北民南迁、麦价飞涨的境况：“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麦作在江南的普及是因为北方移民，当地人则不喜面食。而陆游却在诗中写道：“旋压麦糕邀父老，时分菜把饷比邻。”“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当地还有着在新年佳节吃“年馎饦”（即面片汤）的习俗。由此可见，面食在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已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是跨越阶层的大众化的食物。包伟民认为，江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长，对作物产量和丰富度的更高需求，才是麦作推广的核心内因。然而，“北民流寓”这样的非常态历史事件，常常比潜移默化的社会演进更能引人注目，从而使后者失载于历史文献、难以为人所知。“日常史”研究便是通过复原历史中的生活场景，如显微镜一般探寻种种历史细节，并以此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样貌。2复归叙事史传统自法国年鉴学派以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历史“整体性”的“社会科学史学”成了史学研究的主要潮流。而年劳伦斯·斯通所作的《叙事史的复兴：反思一种新的传统史学》一书，则体现着“叙事史”传统作为写作样式与史学理论的逐渐复兴。叙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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