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马黎

前情回顾：

浙江考古第一次“出圈”，“震惊中外”，毫无疑问是50年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之前年代施昕更的良渚发掘，处在抗战期间，报告也没公开发行，知道的人很少。河姆渡的发现，改写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河姆渡遗址与半坡遗址一起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

但是，50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点。

河姆渡不只发现了50年，也研究了50年。发现的是历史时点，研究的是历史时长。

时间从来不回答，片刻组成永恒。

河姆渡遗址发掘现场

因为年代确定，文化如此独特，保存得又那么好，河姆渡一出现，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就是一个巨大冲击。

年到年，仅仅是河姆渡遗址这一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的大量稻谷和丰富遗物，使学术界认识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摇篮，也促成了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说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国际学术界认为稻作农业起源于印度等地的观点。

“横空出世、石破天惊、里程碑，都不为过，我们对原始社会有个生产力和精神生活水平低下的印象，一般小打小闹的发现，很难冲破这些固有印象，河姆渡像洪水冲坝，断崖式的冲击了我们的固有观念，一下子把我们对稻作农业经济水平的认识改变了，胃口调高了。”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这样说。

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上看，严文明先生在《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一文中提出了东方文明的发展之路，“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体系的紧密结合与充分发展，才出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古代东方文明”。

“这个认识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是经典，依然有相当的高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

那么，如果从浙江一万年的角度看，河姆渡的作用又是什么？在河姆渡发现时，我们说的还是“浙江年”，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还没有被发现。

河姆渡文化再继续发展，才有了东亚地区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良渚。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浙江考古都有实证，七八千年井头山、河姆渡恰恰又处在从稻作农业社会形成和发展至早期国家出现的中间环节，重要性不言而喻。

方向明说，如果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角度来看，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以良渚为代表的稻作农业最高成就的良渚文明，是东方文明的奠基和先行者。稍晚，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牛羊等畜牧业再次紧密结合与充分发展，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王朝早期，催生了新一波文明浪潮，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第一波文明，极有可能就是稻作文明所推动的。”

11月8日，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研讨会上，国际知名植物考古学家、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傅稻镰有一段“云”发言。

“我个人对河姆渡考古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当然在更早的学生时代就从课本上学习了河姆渡。”他提到一个现象，人们对野生食物资源的广泛利用，都能在田螺山、河姆渡以及更早的跨湖桥文化遗址中见到。尽管同时，水稻已经在被驯化的过程中，它也只是主要食物资源之一，另外还有大量采集的植物资源。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带锅巴的陶片，有些可以看到清晰的碳化米粒

我们看到了河姆渡人丰富的吃货属性。

田螺山遗址中，橡子、菱角、稻和芡实数量最多，其他植物种类较少。作为食物的，还有猕猴桃、柿、南酸枣、桃、梅、葫芦、葡萄属、甜瓜、莲等植物果实。

另外，河姆渡人已经开始栽培葫芦，部分葫芦可能已经被驯化。菱角己表现出明显的人工管理或干扰环境中生长的栽培性状。桃树也已被人工管理和选择。

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

但是，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普遍较少，水稻发现较多，这个阶段处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减少转向更多依赖农业的时期。

如此大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河姆渡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的节点，是野生资源利用伴随栽培行为共同存在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稻作农业逐步变得重要的阶段。对河姆渡文化的持续研究，及对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能帮助我们厘清在文明起源中，这一基础进程的关键性细节。”傅稻镰说。

这50年来，河姆渡文化考古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发现，就是稻田考古。两个等了年前的男主角：田螺山遗址和施岙遗址，终于出场了。

田螺山古稻田在年、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揭露了平方米，发现了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和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层。另外，稻田中发现了铺设树枝的田埂。

施岙古稻田的发现，是十年后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年9月至年12月，田螺山隔壁的施岙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学家发掘了和田螺山同时的史前三个时期的大面积的规整块状稻田——请注意这三个限定语：三个时期、大面积、规整块状。

施岙遗址地层

河姆渡人的先头部队先来种地了——第一期稻田，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只发现了一条田埂。过了多年，最后一代河姆渡人也来这里种地了——第二期稻田属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于崧泽文化阶段)，发现了多条田埂。又过了多年，这片水稻田最后的辉煌，最后的开发者良渚人来了——第三期稻田属于良渚文化时期。

在同一个遗址内发现三个时期的水稻田，从距今年一直延续到年前左右，持续了多年，而且结构完备，面积如此大，这在目前为止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早期稻田遗址中，是唯一的，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处。

总结一下，目前在施岙和田螺山遗址附近，已发现总面积近90万平方米的古稻田。这两处古稻田的发现表明，大规模稻田的起始年代可追溯到距今年以前，揭示了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结构变化——打乱了过去长期作为定论的从马家浜到良渚是“小田块—大田块；排水设施—灌溉系统”这样的环太湖地区水田发展的节奏，也体现出两个区域间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别，刷新了学术界原有的认识。

施岙遗址井字形稻田

“尽管施岙发现之前，我们认为河姆渡很伟大，证明了长江流域同样是文明的摇篮，证明了它对后面的文明化进程肯定有促进影响，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河姆渡的生业经济还是大大低估了。”方向明说。

施岙的发现，是个转折点。

就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而言，作为早期国家起源和文明起源的良渚，走在了前头，包括宇宙观在内的良渚文明模式，奠定了中华文明模式的基础。但是，良渚文明能发展到这一高度，与那一区域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分不开，更与至少从万年上山以来的稻作农业分不开。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大规模古稻田的发现，就是证据。

在研讨会上，施岙遗址发掘领队王永磊的报告里，有一段总结：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并对这一地区独特的观念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方向明说：“在七千年前后这个阶段，系统的观念信仰只有长江中游的高庙和下游的河姆渡。东亚新石器时代玉器，为什么会在那一区域形成体系，形成反映原始礼制的用玉制度，这不是偶然的。”

这两段话该怎么理解？简单来说，稻作农业和河姆渡人观念信仰，密切相关。

“施岙遗址的大型水田，结合这一时期骨耜、木耜和相关收割、加工工具的出土，说明这一地区稻作农业起步很早。这类利用淡水资源以稻作为主的复合式经济模式，拉开了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序幕。还有一点不能忽略，河姆渡人形成了以神鸟和太阳崇拜为主题的独特的观念信仰。说明了这一区域不同族群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这当然对良渚文明的信仰体系有深刻的影响。”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龟形陶盉。有序排列的禾叶纹和弧边三角，腹部有五只四脚动物。这是河姆渡文化宇宙观的体现。

在国博举行的河姆渡50周年特展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术课代表河姆渡人的代表作。

芽叶或禾苗的植物图像，与圆、重圈、螺旋的天体图像组合，出现在鸟、猪、鹿、象、犀牛等动物图像上。牟永抗先生曾提出，陶器、木器等芽叶或禾苗植物图像的有序排列并使之图案化，也是人工种植栽培植物这一农业行为的直接反映。

这些相同的图像组合，可以看成是河姆渡人艺术的公共范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公共性。

“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所体现的大田块、大水利和种稻的精耕细作，从河姆渡耜到良渚犁的工具革命，反映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创造力。如此独特的经济模式，促发了这一地区在观念信仰体系上的不断完善。”

除了稻田，河姆渡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重要进程，也可以说是转折点，就是海洋性的研究。

一个不算冷的知识：海的词源是晦。辽远之地，晦暗无垠，古人叫它海。百川所归的极大水域，也是晦暗的，也叫海。古人认为海水晦暗无边，也把它叫溟。

从河姆渡遗址在所处的位置来看，离现在海岸线只有40公里左右。人类徒步可以轻易迁徙的距离。

孙国平年发掘田螺山遗址开始，就一直在想，在远古时期，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抵达海岸，利用海洋的？拥有良好区位和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走向海洋的？或者说中国人究竟于何时何地开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而地理条件优越的宁波地区，是否有着很早的海洋文化渊源？

年，河姆渡遗址发现40年，一场台风后，此地再次做了回应。井头山遗址地质钻探土样被雨水冲刷，露出贝壳、陶片和动物碎骨，被一位放羊村民收集后送至附近考古队。

后面的故事，你应该知道了。

这是放羊村民捡到的贝壳和骨头，这次也在国博的展览中展出，我们可以感受到“事发现场”的气息。

发掘中出土了多个位于古海湾边的食物储藏坑、鱼骨堆、木器和编织物加工区等生活遗迹和古朴而又颇具智慧的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以及古人生活利用后废弃的数量巨大的泥蚶、海螺、牡蛎、蛏子、蛤蜊等各种海生贝类壳体和渔猎动物骨骸等大量动植物遗存，真实记录了“最早的宁波人”的日常生活。远古时期，古人没有忽略过大海，开拓出了丰富的海洋生活。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丰富的海洋经济遗存表明，“古宁波湾”区域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主要区域。井头山文化类型，以海洋生业经济为主要依托，是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而年前，随着地势的发展，这个区域的聚落开始密集起来，出现了像田螺山这样的中心遗址。

“田螺山遗址的等级远远高于河姆渡。河姆渡遗址现在看起来没有大房子。”方向明说。

余姚田螺山遗址清理出了高规格的干栏中心大房子，可能是某种礼仪建筑，房子的大木柱最大边长达53厘米。据复原研究，大房子应是一座双层建筑，是同时代体量最大的建筑，周边则是日常生活长屋。发展到第三期，田螺山遗址周围又出现了数个小聚落，面积在-平方米不等。

这说明当时的聚落群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一些数量较多的奇特“孤品”，如双鸟木雕器、犀牛纹刻板、象纹刻板等，也集中在中心大房子周边区域，可能与其礼仪功能有关。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双鸟木雕羽冠

作为定居农业社会，河姆渡文化以榫卯技术为核心的干栏木构建筑工艺，集中代表了传统木构建筑文化起源时期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古代中国营造法式的传统技法和特点。

“靠海洋那么近，又吃稻子，动物来源又是猪鹿（肉食性食物来源，主要是鹿和猪），一坑上千条的鲫鱼（骨头），还不是海鱼，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海洋性的问题？”

田螺山人和井头山人最爱吃金枪鱼，考古发现了大量金枪鱼骨，是出土深海鱼类鱼骨的代表，但并不意味着就有海洋性了。

田螺山遗址出土金枪鱼脊椎骨

田螺山遗址出土大量鱼椎骨和鱼碎骨

方向明说，我们不太清楚从河姆渡人开始，他们是怎么样看待海的，图像资料也很难明确说那几条波浪线画的就是海，但是这几年，舟山的考古工作，有了新线索。

年，舟山中部的定海白泉十字路遗址的调查勘探，出土了陶釜，第一次在舟山群岛上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

“原来我们认为舟山群岛可能要到河姆渡晚期的时候才有，也就是相当于浙北的马家浜文化这个阶段，距今0年左右，现在看起来年前河姆渡文化就已经到了那里。”

年，嵊泗黄家台遗址发掘，浙江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沙丘遗址，发现了大量和良渚文化一样的器物群，揭示出良渚时期海岛居民的生活片段，跳着岛过来的良渚人，连日常用具都随身带到这里。而还有一批，就是极高比例的绳纹陶，这也是黄家台遗址出土陶器最主要的特征。

这太河姆渡了。

按照以往的理解，“绳纹系”——器表印有绳纹的东西一出现，就直指“河姆渡”。绳纹釜，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标识，是考古学家用来判断年代的重要标示和文化变迁的证据（不过，河姆渡晚期大量的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因素的渗入，本身就不“纯”，黄家台这批绳纹系的器物还需要继续研究）。

“为什么当时的人会跑到海岛上去？原因不明，我觉得还是开拓精神，想要了解未知。”方向明说，在这个过程中，河姆渡的作用就很大了。

就从陶器这个物质表现来看，无论从河姆渡早期到晚期相当于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广富林这个阶段，以绳纹釜为代表的器物，一直都在。绳纹釜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长时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河姆渡的基因一直都在。

这段话，在普通人听来，或许有些高阶了。继续往下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两条时空轴线——

考古构建浙江大历史，史前没有文字记载，唯有考古可以替他们说话。

按区域划分，在浙南地区，考古发现构建起了一条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后河姆渡文化”(或名山后文化，相当于良渚文化)、好川文化等。

而浙北地区的脉络，就是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

几个月前，在大屋顶举行的“让我们安静地聊聊良渚”分享会上，方向明讲到几个问题。

在整个浙江，核心地区从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这条线非常清晰。“但是河姆渡有个什么问题？河姆渡文化最早的年代可以到年，那么最晚，大家就有讨论了。因为到了河姆渡三四期的时候，也就相当于马家浜到崧泽这个阶段，钱塘江以北的文化因素大量往南移。到了本地区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鱼鳍形足这样的良渚文化因素，在宁绍平原遍地开花。”

但是，除了锥形器，以及一些很简单的环镯之外，没有发现玉琮、玉璧、冠状器，更没有三叉形器，啥都没有。也就是说，整个宁绍平原都没有见到良渚玉器的使用。而像广东——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外延区，那么远，除了复杂头饰之外，几乎所有良渚玉器和模仿良渚的玉器，琮也有，璧也有，钺也有，甚至连镶玉的漆器也有。

这种差异，是为什么？需要深思。

还有一个特征。

哪怕在相当于良渚阶段鱼鳍形鼎足在内地甚至包括舟山地区，都那么遍布的情况下，釜——河姆渡人典型的炊器，却一直存在，到了好川时期，就是距今约到年这个阶段，还继续在。

所以，在太湖流域，钱塘江以北的马家浜、松泽、良渚，“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河姆渡的存在呢？”

“既然河姆渡的因子都保留着，良渚对它影响那么大，那么良渚之前这边的人难道会不知道有河姆渡的存在？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古人的理解力和传播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现在的认识。李新伟老师讲到远程交流网。除了远程的上层交流网之外，平常还是不断会有一些开拓者在进行交流。比如桐乡罗家角出土的白陶片，一开始考古简报认为白陶片是自己烧的。怎么可能是自己烧的？白陶片当然是从湖南沅江流域，沿着长江到了下游，而且还深入到太湖流域的腹地。所以我经常讲，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心是不是有共鸣？”

距离不是问题，大海能够带回哀愁。

考古学界没有局限于“稻作文明的摇篮”这样的描述。

“显然河姆渡已经不是‘稻作的摇篮’了，已经是小伙子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不仅是对浙北地区的影响，以及对海岛的开拓，它还沿着东南沿海扩散，并逐步发生了转变。“现在我们材料还不够丰富，但是很明确的，最南可以到台州。”

年后，新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大多是配合经济建设进行的发掘，包括宁波余姚田螺山、施岙、江北傅家山、东门村、胡坑基、镇海鱼山、乌龟山、应家、奉化下王渡、何家、上王、双马、竺家、象山塔山、台州路桥灵山、仙居下汤、三门上蔡等遗址。慈溪童家岙、定海王家园等遗址也进行过试掘。

我们把50年来河姆渡相关的几处重要考古发现，做了一张表格，或许你会有更直观的感受。这些遗址揭示了在稻作农业、生业模式、聚落形态、来源扩散、环境变迁上的发现和研究。

因此，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以余姚东部的姚江谷地为核心区域，往东可达舟山群岛，往南至少可达到台州沿海地区。年，孙国平主持发掘的台州路桥灵山遗址，出土了部分具有河姆渡文化晚期特征的一些遗物，而且延续时间也长，可以延续到崧泽阶段。

台州三门上蔡、仙居下汤遗址也都有河姆渡文化阶段的遗存，与河姆渡文化核心区相近的是折敛口陶釜、敞口束颈釜、鸟首形陶支脚等，但又有自身特点，器物的纹饰也有一定的差异，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种类型。

福建东北沿海也已发现一些河姆渡文化晚期因素的村落遗址。以上都可以表明，一部分河姆渡先民遵循着海岸生活的习俗，沿着浙江东南海岸逐渐寻找着新的家园。

考古发现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

井头山遗址文化遗存和河姆渡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年的缺环，目前没有找到。

怎么理解？

井头山人和河姆渡人，是哪种亲戚？河姆渡文化的渊源关系，浙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

井头山人，是河姆渡人的祖辈——不是父亲辈，至少应是爷爷辈，他们跟河姆渡人有着文化血脉上的联系。更专业的表述是：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祖源，并非直接的源头。

因为中间还有个缺环，也就是河姆渡人的“父辈”，还没有找到。河姆渡的年代，最早到距今年，而井头山遗址最晚距今7年，等于说中间还有年的缺环。

孙国平说，缺环阶段的遗址，肯定存在于环古宁波湾区域。

摇篮还在摇动。

整理了研讨会上三位专家的部分发言（按发言时间顺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选择性一读。

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我们最开始了解河姆渡文化的时候，和这次展览看到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距今年到0年，一到四期地层，都是河姆渡文化。当然，我们也知道，从一开始发掘，学术界的认识就不同，认为从一期到四期，不一定都是河姆渡文化。

所以，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印象：河姆渡文化好像在整个江南就是这样过来的，从一期到四期。但是，尤其从三期到四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崧泽的因素非常明显。这没有关系，它确实和长江北部的马家浜、崧泽有相当多不一样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有不同的认识，到底是一个文化连续发展，还是不同的文化在一二层、三四层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的疑问是，我们的文化到底应该怎么分？

我们这个展览，把井头山遗址也一起放进来了，大家看完，没有违和的感觉，如果你把井头山当作河姆渡文化，也没有太大的疑问。假如井头山遗址不是在10米以下，而是在4米以下，紧挨着河姆渡的话，我想，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另一种文化。

我在想，我们怎么处理考古学文化的问题。

当然，井头山和河姆渡的年代差得很远，距今年-7年，我们没有说它是井头山文化，一直是井头山遗址，我们现在没有这么一个文化的命名，因为还没有第二个遗址被发掘出来。但是，它在很多方面，跟河姆渡文化有相当多的一致性，包括陶器，支脚，釜等。假如井头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文化？河姆渡文化如果经历了年——排除掉良渚，也有年。如果加上井头山遗址，就有年，有没有一个年的文化？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和命名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么，一个文化，它的上下没有叠压，但是文化的一致性非常强烈，是不是也可以划成一个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施岙遗址也是。我们分成了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但晚期其实已经到了崧泽文化，看陶器有明显崧泽的特征，但是没有像后面的良渚一样，把它分割开来，我们依然说属于河姆渡晚期。

我作为在黄河流域工作的人，很敏感，因为一说河姆渡，它代表了一个很早的时代，就会给人造成一个时间上的错位。

一个考古学文化，到底用什么样的特征来判断。如果按石器、陶器，以及生活方式来算的话，我觉得井头山算河姆渡文化可能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一个文化能不能延续这么长时间，从距今年延续到年或者0年？我们能不能认可一个文化可以延续年？

包括我们说的连续四个地层的叠压，中间有很多海相层在分割，很多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文化传统的延续等，这些东西能不能变成我们命名一种文化的参考因素？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傅稻镰（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所谓“文明”的根本，其实是满足人口增长，这其实是由栽培行为开始的，可以改变土地利用来支持常年的人口，既定居社会。进而可以支持非农业人口的社会分工，因此产生各种专门化手工业。

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揭示了大约20个区域，存在本地狩猎采集者利用周边野生植物资源，逐步栽培驯化形成的农业起源中心，之后农作物进一步传播到野生祖本分布之外的区域。

每个这样栽培和驯化的案例，能够提供我们对古代人类智慧和创新性的认识，同时也告诉我们，不同的人类社会间存在很多共性，古人可以掌控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以及其中的特定物种。

这些早期经济活动也促进了人口增长，贸易与交流，包括长距离人群间的关系。

世界不同地区这个新石器化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体现在各类技术产生的早晚，比如制陶和纺织；社会层面的变化，比如定居；生态层面的变化，比如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

比如我们看到在西亚地区，定居的出现要早于植物栽培，然后才是动物驯养，陶器是最晚的一项创新。在非洲，陶器的发明在狩猎采集阶段，然后是动物驯养，作物驯化和定居则相对更晚出现。

在中国，陶器更是早在晚更新世的狩猎采集人群中就已出现，随后有了栽培和定居，作物驯化是由定居社会完成的，农业是这一漫长道路的顶峰。

人类逐步掌握改造环境的技能，通过播种、栽培，改变特定植物品种，这样的改变一旦开始，需要经历数千年。

这些植物从遗传学上被驯化成新的作物品种，使它们截然不同于野生祖先，成为依附于人类共生的物种。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讲，驯化是生物性状的适应性进化，使之更为适应栽培环境。

我想在此强调“栽培”同“农业”的区别。尽管两者都是人类行为，但所有的农业活动都包括栽培，而栽培行为并不等同于农业。农业是要基于依赖程度而言的。早期的栽培行为可能只是很小规模。

我个人对河姆渡考古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当然在更早的学生时代就从课本上学习了河姆渡。，我有幸在访问中国时，首次参观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重建场景，同时也参观了正在进行的田螺山遗址新发掘。田螺山的新发现，对于研究稻作驯化和其他野生资源利用都提供了重要契机。我非常幸运可以在和年参与这项工作，同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孙国平、郑云飞先生，以及其他来自北京大学和国际学术机构的同事们，合作开展系统采样和植物考古研究。

在分析研究田螺山植物遗存时，我们能看到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包括橡子、野生桃子葡萄等各类采集的野生坚果水果，这反映出同自然林地、湿地环境绑定的经济活动。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稻米，并且考古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大量的稻属小穗轴基盘。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小穗轴基盘从形态上可以分成三类：落粒、非落粒和第三类我称为“不成熟”的类型。

这些分析被用来讨论野生/驯化水稻的比例，以及它是如何变化的。在长江下游，野生落粒型、驯化非落粒型及不成熟型的比例，体现出非落粒型所占比例逐步增长的过程，发生在大约公元前0-3年之间。

所以田螺山遗址内的三个阶段见证了这个逐步变化的进程，进而在马家浜晚期、崧泽、良渚达到顶峰。

除了水稻外，其他地区其他作物的定量分析数据，也说明了这一历经数千年的缓慢的驯化进化进程。

农业转型的过程，也是逐步依赖栽培新品种的过程。

在西亚地区存在我所谓“中间型”经济阶段，这时期很多遗址中农作物遗存的比例大约在20%-80%之间，这在大麦、小麦的驯化进程中非常普遍。

因此，早期人类并不是在驯化他们的“主食”，而是在驯化一种“占少数”的食物。在不同社群内所占比例逐步变化增加到一定程度，在趋向于驯化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了“主食”。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直到驯化彻底完成后才逐步变成“主食”。

对野生食物资源的广泛利用，比如橡子、菱角、芡实和薏苡等等，都能在田螺山、河姆渡以及更早的跨湖桥文化遗址中见到。尽管水稻已经在被驯化的过程中，它也只是主要食物资源之一，另外还有大量采集的植物资源，这些野生食物资源背后是较为广阔的“资源域”。

所以古人在这里充分利用了各类自然生态环境。而后期新石器发展中野生资源多样性的降低，主要是由橡子数量的降低和消失来体现，这也显示出狩猎采集资源域的萎缩。以水稻为主的食物多样性的减弱，同样，猪也在肉食资源中逐步上升为重要内容。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上课的时候，十多年前了，河姆渡是躲不开的问题。我们接触到河姆渡文化的时候还是学生，先生们讲起它，我们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体会不到意义在哪。现在开始慢慢琢磨。这不是稻作起源的问题，而是河姆渡的发现，引出了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当然从现在来看，它不是起源了，但引出了一个问题。考古学对稻作和旱作农业的起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还引出一个问题，南岛语族的问题，南岛语族的根就在这儿了。河姆渡至少影响了一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再有，河姆渡非常完整地揭示了当时遗址上所见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非常发达的稻作，很吓人。干栏式的建筑，都是有榫卯的。这些一直影响到今天，北方文化还是粗犷的，南方还是精细的，这给我很深的影响。

50年来河姆渡的资料不断增加，有关河姆渡的背景资料也不断在增加。很多问题要重新审视。比如命名，容易把人带到河姆渡就是河姆渡，没有考虑到它和周围文化的关系。崧泽文化出现了以后，对江浙地区文化的格局有很大的变化。

河姆渡代表的时段和地区，究竟它的历史地位，是否有再准确的评估？比如研讨会的这个题目，显然河姆渡已经不是稻作的摇篮了，已经是小伙子了。施岙遗址这一串的发现，河姆渡时期（三四期）的水田基本上没有田埂，大家在沼泽地上拾掇拾掇就用了，崧泽的时候开始有田埂了，但还不成体系，到了良渚那就是“梯田”。河姆渡在稻作农业技术体系里的地位是什么？

（感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秦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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