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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城记》总第期年12月25日
走过(12)
我的悲惨童年(下)
□齐宗善
我奶奶被活活饿死之后,娘家人前来“出气”,要吃,要喝。大伯吓的东藏西躲。还是前院叔叔出面担保,以三月借一,五月还五的高息,揭来—官斗(15斤)黑豆,磨糁做成糊糊,招待了奶奶娘家人。没有烧纸钱,没人穿孝衣,当天就把奶奶的尸体掩埋了。
房地家产全部卖光吃净,要饭也要不来了,伯伯不忍心看着再把我活活饿死在家里,就领着我到新郑县城内找我外祖母,想通过她,打听到我娘的下落,再把我交给我娘。
外祖母是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当时,尽管她弧身一人,生活也很苦,但她做了点小生意,还远没有像我们那样已到死的边缘。可是,找到她后,从小晌午到夕阳西下,伯父向她苦苦哀告,她不但人不收,信儿不透,连屋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只好回家了。
俩人跑了三四十里路,—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粒粮,走到七里井实在走不动了,伯父把身上穿的布衫脱下来,换了半碗麦糁,借火做成糊涂……
次日早上,刮起大风,农历三月初的天气,伯父光着脊梁回家,又得了病,一病半个多月。从保里领来的饭越来越稀,我只能先紧着病中的伯伯喝。每天只有一碗的稀糊涂,伯伯也舍不得喝光,总是给我留个碗底。我喝喝用指头抿抿,抿不净的地方,再用舌头舔舔,每次都恨不得把碗翻过来。
我饿的皮包骨头,走也走不动了,好心的邻居,叫我学大孩到集上抓饭夺馍,我不敢。有一次我在集上要饭,看到一个人?了半竹篮切成小条的麻糁饼,放下去买东西,我伸手拿了一块就往嘴里塞,还没放到嘴边,又被比我大一点叫郭臣海(我们以前是同学)的夺走了。
俺俩正在争夺,冷不防?篮人撵过来劈头盖脑地向我打来,我没有穿鞋的脚也被踢流血了。他用绳子把我绑在朱石头家粪坑内拴牲口的桩木上,还要毒打,被本村一位叫齐央的叔叔看见了,他为我讲情况:“这孩子没爹没娘的,你没看饿的一风能够刮倒?你把他打死了怎么办?!”说着,央叔把绳给我解开,我才哭着走开了。没有吃成东西,挨了一顿打……
麦快熟的时候,伯伯带我到柿园寨的大姑家,她家地亩多境况好,想在那里找条生路。不料,大姑对我说:“天到这种时候,五神(吾身)还顾不住五神(吾身)哩,我不会再顾六神(身)了。我和您大爷(大伯)俺是一母同胞,把他留下,你和您姐您是一母同胞,你去找您姐吧!”
她又对我大伯说:“哥,要顾自己喽,你就一人留在这里,要是顾卷良喽,你们都走。”伯伯大病初愈,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忍疼割爱,让我一人回家。我走后,大伯撵到柿园寨的南门外,给我送去一个馍,我索性没有接。
从柿园寨到家四里路,我走走爬爬,从中午走到昏天地黑。一个人回到家里,不敢进屋,晚上睡在平时用来罗面的一个没底的破缸里,半夜起来到院内粪坑边解手,只觉眼前天旋地转,站立不住一头栽到积有没膝深雨水的臭粪坑里。
我喊娘娘不应,叫爹爹无声,只有水里被惊吓的蛤蟆哇哇乱叫。一个个黑洞洞的屋门像张吃人的大嘴,一口要把我吞掉!!
由于折损严重,我慢慢不能动了,随地撒拉大小便。已经卖出多天的房子,里里外外都是屎尿。后来院门被新主人落了锁。家不能进了,我只好白天趴在大麦地里偷掐嫩麦穗吃,夜晚蜷伏在门上的一个小桥下。
在这期间,我曾两次饿得昏死过去,都是三姐把我救过来了。第一次是麦熟之前,她从婆家回去看我。到家一看,门上落了锁。找到里沟,看到我嘴里噙着小叶杨花,趴在地上不动了。她又哭又喊,用手按抚我的胸口,使我苏醒过来。
第二次是麦熟以后,三姐在婆家听说我躺在桥下不会动了,她大跑小跑,四里路一口气跑到我的跟前,看我满身灰土,头发半尺多长,苍蝇围着嗡嗡乱叫,恶狗在跟前闻闻转转。喊我不应,仔细一看,头上已生了蛆。
三姐的耳朵贴在我的鼻嘴间,听不到呼吸音,又用脸挨我胸口,不感到凉,还能触觉到微弱的心跳,她哭喊着把我扶坐起来,又把邻居送的面汤灌进嘴里,我才慢慢复活过来。
三姐把我背到街上剃头铺里,人家看我老脏不给我剃,她跪下给人家磕头,哭诉全家遭遇,并把为人摔麦茬挣来的钱全部拿出来,要给人家。听到我爹的名字,又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妮能有这样骨肉手足之情,受了感动,为我剃了头并没要钱……三姐是救我命的大恩人,我永远忘不了她。
麦罢以后,娘打听到我的情况,去到我大姐家,让大姐把我接去。几个月来,举目无亲,无人收留,受尽磨难,死里逃生,成了“野孩子”的我,看到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妈妈,一下扑到娘怀里哇哇大哭。
妈妈、姐姐和二弟,也都哭的说不成话……在互相诉说分离之情中,我才知道娘改嫁时,因继父家穷养活不起,不能接受两个孩子,为逃活命又把三姐送给另外人家了。
一九四三年早秋快熟的时候,我娘带来口信,让大姐把我送到新郑。大姐先把我接到她家,晒了一铜盆水,为我擦洗了满身的污垢,第二天姐弟俩一同按约定的地点,找到了娘。
开始我娘怕婆婆责怪,不敢接我回家,我白天藏在高梁地里,夜晚和娘一起睡在离田地不远的大操场的舞台上,妈妈和二弟趁下地干活,给我带馍捎水。没过几天家里人先后知道了,我不得不公开露面。
继父是个直诚忠厚的庄稼人,家里也很穷,靠为他人佃种土地营生,日子过的很薄,也实在养我不起,后又托人说合,把我送给新郑城内一个叫高立的人家做养子。
这是一个靠为人磨面过活的家庭。老两口五十多岁,一个闺女尚未出门,日子比较殷实,封建家族意识很浓。我到他家以后,主要是割草喂牲口,开始待我尚还可以。
论乡亲关系,老两口比我继父高出一辈,后来,在对我娘称呼问题上,我死活不接受他的意见,说天说地也不能喊自己的亲生母亲叫“嫂子”,因此,逐步犯了别扭。他们看我年龄大了,脾气又不顺从,怕将来得不住力,不愿白养活我。于是,又会同继父找人央求,把我送到新郑北关孤儿院里。
这是国民党政府为度河南灾荒,设的社会慈善机构。我进去时,那里已收养了几百名穷苦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拆庙、背砖、挖土、建房。时间不长,孤儿院变成了工读小学。
种完麦之后,继父和妈妈、二弟也由教场农村搬进城内,为人磨面糊口,我白天在校干活读书,上下午两顿麦糁糊涂,能以灌饱肚子,晚上还能和妈妈、弟弟在一起团聚,虽然还是破衣烂被,但却感到十分温暖。
一九四四年麦黄稍的时候,日寇南侵,新郑沦陷。开始,院长、老师带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逃到新密交界之关口的段沟村(那里是院长段志立的老家),住在沟东的几个破窑垌里。不几天,日伪军到了辛店街,救济院彻底解散,我只得又回到新郑教场村。
当时,出外躲逃兵难的人尚未回村,村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头戴钢盔帽、手托上着刺刀的枪的鬼子兵在来回转游,鸡鸭猪羊被撵得乱飞乱跑。我躲着鬼子,找了几户人家,都没见到一个人,只见家家翻箱倒柜,桌椅板橙被烧的冒着黑烟,东西扔的横七竖八,一个叫马胡叔叔家的锅里屙了一堆屎。
我又找到后地,见麦田柿树下卧着一头牛,眼里直流泪,尾巴不住地甩打身上的蝇子,走近一看,他身下一滩血,一条腿被割走了。
我又找到南门,见几个赤腿裸裆的鬼子兵在嬉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妪,村内村外满目凄惨景象。经过几番打听和周折,才在城内一个防空洞内找到了母亲和二弟。从此,我又过了一年多的亡国奴生活。
在这期间,我被抓或替人家为日本鬼子修过城后小庄飞机场、城东和庄火车站、洛庄洋桥和城内宪兵队部(原来的中华圣公会)的澡塘,被迫当过护路民工,还参加过日伪强奸民意的保长假选举,挨过鬼子、汉奸的耳光,遭到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耳闻目睹了很多日本鬼子肆意污辱、欺压、惨酷杀害中国老百姓的罪行,尝尽了亡国奴生活的苦头。
同时在日伪政权建设空虚的当儿,也随村上各家出资请来老师,上了一年私塾。此间,老师为我取名刘存仁(随继父姓)。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奔走相告,放鞭炮、玩故事、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城乡一片欢腾。
一九四六年春,新郑县救济院工读小学恢复,我又重新入学,名字还叫齐卷良。全校六个班级,学生多名,享受全县父老供养和联合国缮后救济总署捐献衣食物资的援助。
这年夏天,荥阳专署要所辖各县选送优秀孤儿,建立专区救济院,我是新郑县选送的六名孤儿之一。临走的前一天,院长亲自给我剃了头。做了动员鼓励之后,发了特制的统一服装,由一名警察带领我们,从和庄车站乘拉煤火车到了郑州,改为徒步去荥阳。
那时的郑州市,平汉铁路以西还都是一片野地,路面浮土—攮大深,走了半晌才到“老冯义地”(现在的碧沙岗公园旧址)。沿途先后遇到两位善良的军官,他们看见我们衣服上印有很大的《新郑县救济院》标志,都主动买面包、馒头给我们吃。
先到荥阳,后挪须水,住了半月,既没老师上课,也没安排什么活动。后来听说送去的这些小孩是叫学戏的。旧社会唱戏的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很低,到哪里都不能住正房,死后不准入老坟。因此,我不愿学戏,又很想家,尤其留恋工读小学。
于是,我一天一夜又从荥阳跑回了新郑。继父领我去找院长,当我说明不想唱戏渴望求学的来由后,院长二话没说,就又把我收回到新郑县工读小学。
后来,县上官员来校亲自点名,审查名册有无虚报,因齐卷良这个名子已由县上呈报专区,院长老师经精心推敲,改齐卷良为齐宗善,异音同意。这就是我现在这个名字的来历。
齐宗善(年—年),曾任《密县报》主编、密县县委党校副校长、书记。晚年积极参与新密市的黄帝文化研究,是名扬河南的新密“十二愚”之一。本文摘自年4月印刷的齐宗善回忆录《本源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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